两代人的青春故事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青春故事。让我们于时空的纵向对比中，感受时代车轮的滚滚向前。（史纲作业）
父亲的自述
1965年，我出生于湖南省的一个小县城。尽管童年的记忆大多已经模糊，我仍记得68年我的父亲和几个同事在园子里修枪械的情景，他们在试枪时打烂了墙角的南瓜。我也记得当父亲被戴高帽子游街时，我被兄长高高抱起，能清楚地看见父亲朝我动动了嘴，只是听不清他说了什么。在此后不久，邻居小伙伴的父亲因为受不了劳动改造之苦上吊自杀了，这是我第一次体会到“死亡”的含义并感受到深刻的恐惧。
那时候三天两头搞演习，防空警报时常响起。有了几次跟随母亲往防空洞跑的经历后，只要有警报声，我都会四处乱跑。此外，孤独似乎成了我童年的主旋律。父母亲上班，大哥上学，很多时候我只能一个人到处玩。县城里没什么车，治安也好，小孩受到伤害大多是因为下河游泳。在父母的叮嘱下，我一直没敢近水玩耍。
上小学后，我们的学业很轻松，考试也不难。只是劳动课特别多，四五年级时还得支农（支援农村）。在应付完小学老师布置的作业后，我有大量时间用于做自己感兴趣的事，如绘画、制作泥塑和手工玩具。受到《地道战》《地雷战》《闪闪的红星》的战争片的影响，我甚至尝试造枪、造地雷，将买来的鞭炮拆开以获取火药。记得最过火一次还把田里的软泥炸出一个不小的坑。现在想来自己真是命大。
1976年，毛主席去世，这对当时的我产生了不小的冲击，仿佛天塌下来了一样。在1978年以前，不论是成绩好坏都能升学。到了78年高考恢复，伴随着郭沫若的《科学的春天》而来的是教育的全面复苏。彼时我上初中，学校开始抓教学质量，按照学生的成绩进行分班。我有幸被分到了尖子班。现在看来，尖子班的同学上大学的概率挺高，而且毕业后大多在外地工作。
初中的日子相较小学而言辛苦了不少。星期六要补课，星期日下午才能休息半天，而且体育课经常被其他课取代。班上同学之间的竞争压力很大。初中的老师以“培养意志”为由迫使我们早上五点长跑，还要比谁跑得多，那时早上四点起床都是常态。不过，这几年家庭条件好了起来。父亲平反，上头补偿了一笔钱；母亲在单位开始承包，赚的钱比原来多。
初中期间，我将精力都放在学习上，两年获得四次“三好学生”称号。反而是到了高中这个更加重要的阶段，我迷上了绘画并在上面花了不少时间，进而荒废了功课。那时的我仿佛古代名家转世，很快就能进入创作状态。学校里的一位美术老师被调去图书馆工作后，还给予我借书回家的特权。高一的时候，我是物理课代表，到了高二，我为了绘画选择文科。然而，我在绘画方面没有一个有考试经验的老师，只能自学。这注定我的求学之路崎岖而漫长。
1981年，我高考落榜。父母烧了我的画具，命令我复读。我十分不愿意，偷偷地参加招工考试，被录用成为一名水电发电厂的工人。刚工作时，我因为物理学得好，在各种业务考试中名列前茅，工作也非常顺利。此时的我没有忘记初心，除了8小时上班时间，其余时间我基本上都在画画。然而可供我学习的资料少之又少，我只能自己琢磨。尽管如此，我也乐在其中。不同于画画所带来的新奇与乐趣，工厂的生活显得那么一成不变、枯燥乏味。后来我产生了考学的想法，因为我意识到，当前的生活状态虽然稳定而踏实，却绝对不值得为此奉献一生。
1987年，我顶着所有亲人反对的压力，毅然决然辞职复读、备战高考。当时的我并不知道艺考的难度，这对我而言反而是好事。如果早知道艺考淘汰率那么高，我或许只能心存理想、望而却步了。这回运气站在了我这边，我奇迹般地考上了广州美院。濡染在大学宽松的学习环境中，我除了学习绘画技巧，还进行了许多深层次的思考，逐渐建立起自己的三观。
校园的高墙之外，经济建设如火如荼。我所在的专业属于纯艺术范畴，就业困难。大环境不由得理想化的生存，我迫不得已放弃绘画，转而学习建筑，进入设计行业。
我少年时受到的教育是吃苦和奉献，青年时所学专业与时代主题脱节，成家后又缺乏地产致富的觉悟。进入信息纪元，我依然在努力地追赶时代的步伐。尽管过程艰辛，但我坚信一定会有所收获。
儿子的自述
2003年，我出生于广东省的一座沿海城市，求学期间住在广州。小学以前的童年记忆大多已被我忘却，那些残留下来的记忆碎片也不知有多少幻想的成分。但可以肯定的是，与父亲的童年相比，我的童年不能算作孤独。尽管父亲常年在外工作，但母亲始终陪伴着我，并在我身上投入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小时候的我体弱多病，她为了我的健康可谓是操碎了心。
直到上学以后，记忆的图景才逐渐明朗。小学期间，校内课程十分轻松，考试成绩似乎还和与老师的关系挂钩，而老师对我的偏袒使我变得有些“目中无人”。这一时期如果有学习压力的话，它很大程度上来源于校外课程。母亲十分看重我的英语学习，断断续续地为我报了各种英语课外班。她对英语的执着可能与当初父亲因为英语不及格无法继续攻读研究生有关。此外，母亲积极地支持我发展绘画、钢琴等兴趣爱好。为了我的身体健康，她还让我参加各种各样的体育活动，如游泳、太极拳、武术。后来，母亲接触到一些有关“小升初”的消息，并认为我有必要到校外教育机构进行培优。从四年级开始，我进入“学而思”学习数学与英语，也第一次感受到了所谓的“人外有人”。当时的教培行业可谓是如日中天，家长们为了让孩子在重点初高中举办的秘密考试中脱颖而出，不惜花重金送孩子到教辅机构学习校外知识，课程供不应求的时候还得卡着点“抢课”。尽管当时的我对于课外培优比较抗拒，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对我而言作用不小。2015年，我顺利地通过了家附近一所重点初中的入学考试，还进入了重点班。
初中的学业压力和同伴压力大了很多，周围的同学基本上没有不去课外班的。在这样的学习环境下，我一改小学时的张扬与骄傲，逐渐变得内敛与谦虚。幸运的是，我结识了一些一起玩电脑游戏的朋友，到了大学我们仍在通过这样的方式维系友谊。而出于对计算机的好奇与热爱，我加入了学校的信息学竞赛小组，尽管没有取得什么成绩，但也依旧坚持。
2018年临近中考，我和学校签约，直升高中重点班，班上强手如云，课业压力更是不逞多让。与此同时，国家出台相关政策，严格限制高校对于竞赛生的录取。身边那些曾经一起学习信息学的同学大都退出队伍，转而投身课内学习；但也有同学孤注一掷，全身心地投入信息学学习当中。我则介于两者之间，既不想在信息学的道路上一条路走到黑，又不愿就此放弃。不论如何，参加信息学竞赛的这段经历对于培养考试心态而言大有裨益，高中以来我的成绩起起伏伏，我却能保持波澜不惊。
2020年初疫情来袭，我在老家上了两三个月的网课。在此期间，我借助互联网了解到了许多社会上的人与事，思考了很多问题，也第一次听说了“内卷”这个词。回望过往十余年，我猛然发觉我少年时所受到的教育、所进行的学习，在很大程度上仅仅是为了在一个既定的框架下努力地击败对手、向上攀登，但却没有人告诉我们攀登的目的是什么，似乎这一切都只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而且我发现，纵使是高考之后，这些无意义的内卷依然泛滥，无形的框架也依然存在。
到了填写高考志愿的时候，我没有忘记学习信息学竞赛的初心，选择了计算机专业。父亲告诫我要“紧跟时代的步伐”，我所做出的选择似乎也顺应了信息时代的潮流。尽管如此，未来未定，我们仍需拭目以待。